阿列克西就作过这样的推演。

【中文关键词】 不纯正不作为犯。[15] 该案一审判决书：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（2002）万刑初字第606号。

首先，对未经同意闯入他人领域的伤者，领域支配者并无救助义务。{1}726所以，从所谓的信赖中直接推导出保证人义务犯了因果颠倒的逻辑错误。因此，不作为犯中的支配理论无法成为保证人地位的法理基础。所以，社会地位也是权力与义务的综合体，并非仅与义务相连，它也是支配的依据。（参见：西田典之.日本刑法总论[M].北京：中国人民出版社，2007：93。

张明楷教授认为在肇事者下车后，受伤者存在于司机独立支配的领域，司机具有救助义务。如果从支配这一描述性概念出发，求取义务这一规范性概念，就犯了从实然导出应然的自然主义谬误。对体系性的法律只能运用体系思维来解释，尽管体系难以避免私货的渗入。

现在，人们已经接受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思想，但在如何限权的问题上，更多的人都是在言说以权力制约权力的西方法治机制。规范论眼中的法秩序，是由许多规则与法规所合成，是‘量的概念，法秩序本身并不具有独自的性质，具体秩序因而被狭隘化为法规。在方法上，它主要是一种根据逻辑、修辞思维规则的思考方式，不仅分析解决政治、社会问题，而且也分析具体案件，探寻的是规范思维与秩序思维的差异。立法者设计的法秩序满是规范、主体的假定，对于这些假定，我们需要从法理学的角度重新进行审视、鉴定、论证和塑造。

规范论思维固然可以使法律在国王之上，始终通过去除思维的主体化因素来保持抽象性、客观性，但却漠视其他社会规范以及主体在法治形成中的作用，无法解释法治秩序是如何形成的。法治逻辑（或者说法学思维）的主要内容则是由法律思维、法治思维、法理思维构成的。

第一，法律思维、法理思维都须重视逻辑思维规则的运用，因而可以被涵盖在法治逻辑之下。[20] 舒国滢：《在历史丛林里穿行的中国法理学》，《政法论坛》2005年第1期，第29页。这其实是缺乏反省性思维的表现。近些年来，人们开始重视对思维方式的研究。

法理思维是使用逻辑规则的反省性思维。中国法理学的知识建构离不开整体思维，但需引进体系的观念和形式逻辑的要素。如果仅关注法律的原则和规范，不注意主体及其权力配置在法治机制体制中的地位，无论是法治理论，还是法治实践都会出现很多困顿。特别是对主体权力采取模糊化处理，致使法治在中国步履维艰。

体系性思维 法理思维作为一个复合概念，由法理和思维两部分构成。法律适用者必须自力更生，根据手头案件，在现行法律给出的框架内——法治的底线要求——寻找合适的法律依据（法规范），若找到模糊不清，或者若干相关但相互冲突的法律规范，则必须亲自动手予以解释，然后适用于再审案件。

法律思维主要是法律人根据法律规范的思考，探寻的是法律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关系，解决具体案件的纠纷。规范不能自动落实为行为，因而需要逻辑思维。

第二，法律思维是包含正义等价值的思维。然而必须注意到，法律行为规则主要是作为评判行为合法、违法和非法的依据，而非评判一个人判断对错的标准。[23] 关于法律拟制的理论及其意义，作者将另撰文《法理思维的批判性及逻辑思维规则的引入》予以论述。由于没有对中国法理学的生成机制、思维方式缺陷以及已经取得的成就等进行认真梳理，只想在厘清教义学法学和社科法学关系的基础上建构新的知识体系，并没有找到重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的现实路径，所以，这难以实现中国法理学理论体系的脱胎换骨。辩证思维、整体思维和实质思维是建构正确思维的认识论，然而在中国却被错误地当成方法论。所谓断裂，主要就是指逻辑关系的断裂。

第三种是以决定为核心的决断论思维方式。实践、社会、经验等有太多的面向。

因而，我们需要用逻辑的方法明确法律、法治的概念，以便使法治思维能够在逻辑上有实现的方法。法理思维不能仅为国家权力辩护，还要追求民主法治。

法治思维是政治家提出来的，并借助政治手段得以广泛传播，但也需要强调思维过程的专业性，因为法治不可能离开法律。拟制的优点在于，当法律不发生剧烈变化时，其既考虑了法律的约束作用，又考虑了社会的变化情境，从而使法律能够被恰当地运用于社会。

没有理由、论证的判断很可能是偏见，会与法律思维、法治思维产生冲突。在施密特的法学思维的三种模式中，他所说的规则思维与我们所言说的法律思维有相同之处，而秩序思维与法治思维也比较接近。在法律体系中，法律规范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，是法治能够实现的前提，但是法治不会因为有了法律规范体系就能够实现。所以，批判性思维设想了法律意义的悬置状态，其意义生成需要经过批判性思维的验证。

（三）法理思维是对整体思维改造的体系性思维 法律拟制是克服法律僵化的有效方法，在法治形成过程中发挥着特殊作用。在一百多年的西法东渐过程中，学者们对西方的法理有两种思维倾向：一是秉承一种实用主义的取舍姿态，在理论和实践中基本都在运用传统思维方式加以理解。

面对法律思维的缺陷，就需要引进法治思维的概念。罗尔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提炼反思的直觉性方法——反思性平衡，即可以用一般的原则来整合原始的道德直觉。

法治之理已经成为效果历史的组成部分。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，管理越来越复杂，在管理规范化、法律化、法治化的修辞之下，不仅法律的数量在剧增，而且国家、政府的权力以及公民的权利也越来越多。

主体的缺失会导致没有法治机制体制。只有在体系思维中重视主体要素的建构，才能呈现出对法治的全面理解。……显而易见，构建中国人知识的逻辑是一种极其独特的逻辑。毫无情景关联性、毫无类型属性的纯粹规范，在施密特看来，根本就是一个‘法学上的怪物。

这意味着，法律外的社会规范如果想在实践中得到运用，需要获得法律发现方法和法律论证方法的支持。不少人的研究不是在证成法治和法律，而是在解构法治和法律。

[34]然而，在很多人心目中，法治就是简单的依法办事，这就使得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的意义区分难以显现。狭义的法理就是法治之理，法治逻辑首先需要明确法治的概念，进而探寻法治的实现方法。

[32] 转引自注[24]，第453页。恰当决断的形成，不仅需要批判性思维、反思性思维，还需要体系性思维。